天津大学首位外裔“洋院长”：未来中国在医药领域有三大机遇

8年前，美国教授杰伊西格尔(Jay Siegel)放弃了瑞士苏黎世大学终身教授的职位来到中国，成为天津大学自新中国成立后的首位外裔“洋院长”。

在天津大学药物科学与技术学院担任院长的8年间，西格尔邀请了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数十位有国际影响力的学者参与教学和科研工作，大力推动天津大学药学院国际化。

西格尔和他的妻子凯米保德瑞都因对中国的贡献获得了友谊奖。西格尔还被授予“改革开放40周年最具影响力的外国人”的殊荣。因新冠疫情影响，目前他远在美国，近日他通过文字方式接受了中新社记者的专访。

这位“洋专家”当年为何选择来中国？在他看来，中国在生物医药领域的机遇和挑战又有哪些？西格尔表示，作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长大的美国人，对他而言，在(美中)两个文化、民族之间寻找共同点的机会是不可抗拒的，“所以我放弃了苏黎世大学更好的学术和研究职位，接受了这个个人挑战，将国际高等教育的最佳实践带到中国”。

对于高等教育，西格尔表示，很多人希望覆盖高中阶段的通识教育能够标准化，或是自上而下的形成集中结构。然而，高等教育本质上是一种启蒙和创新，有很浓的本土色彩，而且容易受到专家的影响。因此，中国必须培养出一批真正在自身研究领域以及高等教育方面的国际专家，担任大学的院长和学者。同时，行政管理人员要简政放权，更好地为大学的发展服务。

西格尔在出任天津大学药学院院长伊始就提出，要建设世界一流的药学院。如今8年过去，西格尔表示，学院发展已经超越第一个十年的阶段性预期目标，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西方的世界一流药学院是以临床药学实践、药学科学研究和公共卫生政策水平来衡量的。一流药学院需要大量具务基础、临床科学以及公共政策和经济学专业知识的教师；还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包括顶级的实验室和计算设施，医院的临床环境，以及来自政府和行业的大量数据库。

西格尔表示，下一个十年的挑战是通过公共政策任务的扩展和临床部分的整合，将目前的核心研究项目转变为一个完整的药学平台，“如果到2030年能实现这个目标，这将是一个重大的成功”。

对于在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西格尔指出，大流行病是公共卫生问题，而不是简单的疾病。这种区别很重要，因为特效药或疫苗并不是某些人认为的万灵药。疾病的快速传播未被发现和报告不足，加上许多病例的症状严重性不断升级，导致医疗系统以及对疾病作出有效反应的能力崩溃。除了像新药这样的技术进步外，对抗大流行病还需要良好的公共卫生政策、临床能力和社区遵从性。归根结底，能够降低死亡率，防止医疗系统超负荷运转，才是成功，这样才能治疗其他疾病，使其他危及生命的情况得以避免。

对于中西医的区别，西格尔认为，中西医的区别源于对病人健康状态的平衡与解决疾病的病因的关注。随着中医在传统制剂中寻找更多的活性原则，而西医则更多地走向患者的整体健康，这两个系统开始相互接近。

他认为，未来会有一个全球健康系统，其重点是通过良好的个人健康和卫生习惯来保持健康。同时，以快速的健康状态诊断和有针对性的药物支持、以最小的副作用来治疗疾病(许多人称之为“个性化医疗”)。

对于未来10年，中国在卫生健康方面发挥的作用，西格尔表示，中国有人口、有财富、有意愿成为全球卫生保健的主要参与者。中国参与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建立良好的公共卫生政策、发展新的医疗和技术以及保障食品和药品质量。

西格尔认为，未来10年，中国在医药领域的机遇主要包括三大方面：一是药品的分布式生产，特别是通过连续的自动化流程进行生产；二是在创新药物发现、医疗诊断和手术中应用人工智能；三是基因工程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