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财富杂志
作者：刘世锦（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12月5日，2023新财富分析师年会暨广州开发区黄埔区资本市场高端峰会盛大开幕。来自近60家证券公司的高管、研究负责人、机构销售负责人、优秀的分析师/销售，以及来自近100家上市公司、300余家金融机构等方面的近2000位嘉宾共聚广州开发区黄埔区，在互联互通的交流平台上，商讨金融服务实体的质效，提振信心，实现高质量发展。
主题发言环节，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发表了题为《稳增长促转型：潜能、挑战与结构性改革》的主题演讲，本文根据演讲实录整理。
01
从高速进入中速转型期，中国经济结构的新特点
今年初，中国经济进入了恢复回升轨道，各方面期待较高。虽然这一年经济也有起伏，总的来看，5%以上的增速应该可以实现。但去年增速是3%，两年平均增速是4%左右，比疫情前两年平均增速5.1%要略低一些，也低于学术界通常认为的中国目前潜在增长率5%-5.5%的范围。总的来看，明年经济应该是上行态势。
现在我们处于由高速到中速，或者说由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期。自2010年一季度以来，高速增长期的三大主要驱动力量——基建、房地产、出口均出现减速。所以，稳增长要找到新办法。
首先，我们要对中国经济结构出现的新特点有所了解。
第一，从需求端来看，现在一些重要的耐用消费品、房地产、基建等等，相继出现历史需求峰值，即在工业化、城市化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里，某一种产品需求或者增长速度的最高点已经出现，这些领域的发展就会减速。
最近大家都在谈扩大消费的问题，有两个概念值得特别关注：生存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目前以吃穿和其他日用基本消费为主的生存型消费已经趋于稳定，包括低收入人群在内，其解决生存型消费均已不存在太大问题。消费增长更多是由社保、医疗、卫生、教育、文化、体育、娱乐、金融服务、交通通讯等发展型消费在拉动。
发展型消费与生存型消费不一样，生存型消费主要是个体消费，发展型消费较多采用集体消费或公共服务的方式，与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直接相关，所以需要政府搭台子、建制度、出资金，是政府消费支出和居民消费支出的总和。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滞后或不到位，将直接影响到发展型消费的扩大。
最近几年，城市居民经常感受到三座大山的压力：教育、医疗、住房。其实基本公共服务压力更大，尤其是针对近3亿农民工、近2亿外出进城农民工的公共服务。我们经常强调中国有4亿中等收入群体，我认为其实更应该关注9亿中低收入阶层，两者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大，存在很大的结构性需求缺口。特别是在基本公共服务、发展型消费方面。
比如现在如果有一笔钱，是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的基本公共服务问题，还是像撒胡椒面一样，发一些消费券或者现金刺激消费？哪一个效果更好，值得研究。
第二，供给端受需求减速的影响，传统产业进入下行通道，我们一方面需要稳增长，另一方面需要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业升级，以及新产业的发展来与其进行对冲、更替和升级。所以传统产业要软着陆，就显得非常重要。但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一方面是房地产等主导产业下降过快、幅度过深，时间相对较长，已经引发了全局性的冲击，另一方面是企业家预期不稳、信心不足，制约了产业稳定增长和转型升级。部分领域创新还是很活跃的，比如新能源汽车，我们在全球都是领先的，但在另外一些领域，我们的创新动能有些下降，进度有些放缓。例如独角兽企业近两年数量是减少的，与国际上先行者的差距在拉大。
而资产负债端方面，在需求和供给双重冲击下，政府、企业和个人的资产负债表，实际都经历了很大的转换，由过去数量扩张型向效率导向型转换，但这种转换一般是被动而不是主动，往往是危机倒逼的。
像大家比较熟悉的房地产行业，恒大以及其他一些房企，过去都是高负债、高周转、高销售的资产负债模式，过去运行好是有一个前提，即住宅的需求或者房地产的需求是高速增长的，一旦高速增长的前提不复存在，这个模式一定会出问题。
所以有些行业当需求发生很大变化时，跌落的幅度会比较大。另外我们还看到，有些领域杠杆率并没有下降，但靠借新还旧来补跌的钱，还的还不是本钱而是利息，而且企业本身现金流不多，这种模式就不可持续，其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庞氏结构，我们不愿意用庞氏骗局这个词，但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到某个点就会信用崩塌。
资产负债表衰退这一概念是日本学者辜朝明提出来的，其实资产负债表衰退是陷入困境或者危机出现的阶段性现象，在这背后我们会看到更深刻的变化，当中国经济需求供给由高速转向中速之后，整个资产负债结构一定会有相应大幅度的调整，且调整时间较长，日本的经验是需要十年时间，过程是痛苦且曲折的。
02
中国经济下一步的增长潜能在哪里？
今年中国人均GDP大约1.3万美元，到2035年，我们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人均GDP水平，即大概3.5万到4万美元，从1.3万到3.5万或者4万美元，我们至少还要增长2万美元，这就是中国作为后发经济体需要做的。
从人均收入水平来看，我们连全球高收入这个门槛还没有跨过，消费结构升级带动服务业发展，也包括制造业和农业的稳固和升级，我们的潜能仍然很大。另一个潜能是新技术革命，重点是数字技术和绿色转型所带来的增长机会，现在我们正身处其中。
在这两个领域，我们跟先行者之间的差距已经不大了，在有些领域已经可以并驾齐驱甚至局部领先，我们已经进入了科技的无人区。传统的追赶潜能再加上新的数字经济和绿色技术，这就是中国所谓的结构型经济增长潜力，我认为仍然可以支撑中国经济5到10年的中速增长期，当然中速是多少也在变，过去我们认为是5%左右，现在最少是4-5%之间。
目前需要特别重视两个新的增长潜力，第一个增长潜力是横向的需求空间，简单来说，就是要缩小中低收入群体与中高收入群体在中端需求结构中的差距，比如消费、住房等。而酒店、公园等实际上属于非生产性或者民生性的投资，中端需求结构上的差距缩小，需要靠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水平逐步接近中高收入群体。据说中国现在还有5亿人没有用上马桶，10亿人没坐过飞机。能不能让这5亿人中的3亿人用上马桶、10亿人中的5亿人能坐上飞机？如果可以，那将激发很大的需求。
实际上，缩小收入差距推动共同富裕，如果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角度看，是一个更为现实和紧迫、能否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问题。从国际上看，大部分国家经历了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很难进入高收入社会，很大程度因为卡在收入差距过大、有一部分需求释放不出来。
这些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最后进入高收入社会的国家不多，比如日本、韩国们的共同点在于收入差距相对比较小，基尼系数一般在0.4以下。
第二个增长潜力，就是纵向升级动能，即产业的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要提升，要扩展经济的上行空间，包括现有产业的价值链升级，和新技术推动新产业及未来产业，数字经济和绿色转型将会为纵向升级全面赋能。
03
如何挖掘新增长潜能？
我认为需要关注三种潜在增长率，第一种是自然的或者是已有技术条件所决定的潜在增长率，这一潜在增长率的上限是确定的，比如当前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是5%。
第二种潜在增长率是指体制机制、政策条件、约束下的潜在增长率。体制政策的约束条件影响其实很大。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就是要把体制机制政策所约束的潜在增长率释放出来。
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村改革，就解决了农业潜在增长率释放的问题。这方面的例子太多，比如加入WTO，新能源汽车发展，很重要的一点是其市场是开放的，竞争非常充分。
第三种潜在增长率是宏观政策约束下的潜在增长率，现在的宏观政策主要起一个稳定和平衡作用，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多大？我认为是1%。资本市场经常呼吁，能不能让宏观政策、货币政策更宽松一些，财政政策更积极一点。但我认为宏观政策对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释放作用也就1%左右。
经常有人举例发达国家推行宽松政策后经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是因为其已经到了低速维持性增长状态，这时候的宏观政策就能发挥决定性作用，基本上决定了整个经济的大格局，中国现在还不是这种情况。如果中国经济到了主要靠宏观政策来决定增速的时候，那么中国应该已经到了低速增长期。
我认为中国现在还处于中速增长期，所以体制机制要重视，即所谓结构性改革。我们要通过结构性改革释放经济增长的动能，如果整体增长是5%，宏观政策只能解决1%的问题，剩下4%就要靠增长潜能释放才能实现。
扩张导向的改革措施，大多只有短期增长效应。所以我们应该推动短期稳增长、中长期增强发展动能的结构性改革。在需求侧，应该发展以进城农村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的改革。在供给侧，应该以稳定房地产等既有支柱产业，激发企业家精神助推传统产业升级和未来产业发展为重点的供给侧改革，以及扩大有效需求转换资产负债模式、化解防控风险为重点的资产负债端的改革。
在需求侧，我认为主要就是城乡关系，这些年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就是城市化，中国现在城市化水平如何？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除了城市以外，城乡结合部、乡村会存在很大差距，其中国内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差距也主要在这些地方。这就预示着，中国下一步城市化潜在区域，是核心城市的周边地区。从国际经验来看，城市核心地区一般居住了30%左右的居民，剩下50-60%在核心城市之外的都市圈或者现在的城乡结合部，这里大量的中小城镇会发展起来，我认为这是中国下一步的发展重点，即中国将会有第二轮城市化。过去发达国家叫做城市郊区化，是作为“反中心”或城市都市圈扩展的过程。这些区域一旦发展起来，中国房地产和基建就不愁没有前程，但这个问题要解决好，需要先解决一些体制问题。城乡融合发展要解决三个平等的问题，一是身份平等，二是基本公共服务获取权利的平等，三是土地包括不动产财产权利的平等。
具体的改革措施包括两部分。第一，我们能不能采取更大的力度推动户籍制度改革？改革可以采取负面清单的办法，除了少数特殊城市，其他地方均可以放开，取消城乡居民的身份差别。
第二，对于以近2亿进城农民工为重点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攻坚计划，我认为非常重要，这对于扩大内需的作用非常大。现在有些城市房子卖不出去，政府可以收购转成农民的保证性住房，推动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现在城市财政紧张，要给农民补贴很难。农民在城市已经工作并交税多年，应该享受对等的基本公共服务。这么多年我们提供得很少，实际上已经有很大一笔欠账，现在提供只是在还这笔账。
如果中央财政发国债筹措资金，我觉得就可以用来解决农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如果解决得好，把基本公共服务做到位，大量的消费就可以带动起来。政府过去习惯于物质资本的投资，发展基建、房地产等等，现在要转向，发展基本公共服务后提升发展型消费，其实也是在培育人力资源。我们要由物资资本投资转向人力资本投资，所带动的需求其实比基建等物质资本的投资带动的需求会更多。这样的转型，才能真正地扩大内需。
04
需求侧改革：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中的“三个平等”
最近浙江先行一步出台规划，从2023年到2027年，把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新市民和原有的老市民的基本公共服务逐步拉平，其他城市应该也会跟进。还有土地权利不平等的问题，城市居民在城里的国有土地上盖房子是可以自由交易的，但是农民在集体土地上盖房子要么不获批，即为小产权房；有些是批准过的宅基地，现在如果交易，也只能在集体组织内部交易，即只能在该村甚至该居民组范围内交易，而主要需求其实不在于此。
一项资产是可交易还是不可交易、可抵押可担保亦或不可抵押不可担保，估值之间会相差很多。当年流通和不流通的国有股市值差了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所以为什么农民的财产收入现在是比较少的，因为其土地潜力受到很大的限制。实际上，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指出了农村土地改革的方向。中国都市圈城市群、大量的中小城镇要发展，就需要推动农村的土地制度改革，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与国有土地同价同权，允许农民的宅基地向集体组织之外转让抵押担保等方面有积极的探索和突破。
如果一些农民把房子卖了有钱以后，住所没着落会不会影响社会稳定？这是不少人提出的假设性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是不存在的，农民会为他今天晚上在哪住考虑，是会对自己负责的。我们认为，把土地住房转让后所获收入，可以首先建立社保体系，包括保证住房，这样就用现代社保体系来代替过去长期以来以土地作为农民最后一块保证财产的情况。土地得到了有效利用，农民也可以增收，城里人居住条件也可以改善，一举几得。
05
供给侧改革：重视关键少数和关键多数
针对供给侧改革以及民营企业问题，我认为核心在于要弘扬企业家才能，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推动企业产权和治理结构的改革，包括几个问题需要关注。
一是弘扬企业精神。企业家才能或者精神是组合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的特殊能力，是组合资源的资源，是高于资本的一种更为稀缺的资源。在工业革命初期，提供资本的人和办企业的往往是一群人，所以他们以为办企业的就是资本家。现在我们需要把资本家和企业家区分开来。真正的企业家精神是远见、创造力、执行力等等一系列特质。资本市场提供资本，提供给谁？提供给有本事把资本用得更好的人，这就是企业家。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的发展其实就是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一部分人，他们识别并抓住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创办了大量充满生机活力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这在珠三角更为明显。这些人办企业的时候大部分人没有钱，白手起家。因为看到这些企业家能干，把钱给他比自己干能获取更高收益，才有了资本市场。
市场竞争中的企业是以企业家精神为核心的组织形态，随着市场经济的成熟，发展股权多样化和相互融合已经成为常态。现在要找一家纯粹的国企或者纯粹的民企，已经很困难了。很多央企选择在海外上市，海外大量的个人机构投资者都是股东，很多民企的股权结构一穿透背后有国企。所以股权多元化才是常态，如果以所有制来界定一个企业的类型，其实忽略了企业家的作用，企业家才能和精神作用是高于资本的作用的。以所有制来划分企业，实际上越来越不符合实际。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企业家精神。所以现在民营企业要防止企业家精神的衰退或者断档，企业要长盛不衰是很难的。国企和民企一样，也需要让具有企业家才能和精神的人发挥主导作用，这样国有资本才能更好地保值增值，才能更好地完成国家赋予的战略任务。企业家精神就是创新精神，不仅企业家需要，各级领导干部也需要，很多地方的主要领导都很有企业家精神。
抓中国经济潜能需要考虑两个关键少数和一个关键多数。两个关键少数一个是企业家，一个是地方的主要领导，两者均需要具备创新精神，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两台发动机。一个关键多数是指进城农民工。把这三个关键人群抓好，中国经济发展潜力的问题就有了眉目，才能实现新局面、打通痛点和堵点。
现在改革开放仍是摸着石头过河，因为你在不同的时期过的是不同的河，改革开放初期面对的问题是农村能不能发展联产承包责任制，深圳能不能发展特区。但我们今天讨论的是民营企业怎么恢复信心，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如何建立更加有效的市场体系包括资本市场。
我认为，应该简政放权，用市场化、法制化治理与鼓励底层积极性、创造性有机结合，允许试错探索、允许多一些自选动作，为具有创新精神的各级干部、各类人才营造宽松环境，为增长潜能的充分涌流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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