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综合：传媒茶话会
导 读
近期，“恒大系”出事、“中植系”爆雷……一些企业负面新闻引发关注和热议，媒体也纷纷跟进报道。其中，锦上添花者多，墙倒众人推者亦多，很多报道无法跳出“添花”与“添堵”、“捧杀”与“棒杀”的对立思维。
20多年前，《中国企业家》特约记者瞿长福，报道了湖北幸福集团因债台高筑从云端跌落谷底背后的故事。
今天，传媒茶话会特邀瞿长福，结合当年报道湖北幸福集团的经验，讲述他关于媒体如何做好企业、企业家报道的思考……
报道企业与企业家，是媒体必不可少的内容，也是媒体社会责任所在。企业家话题一直以来就是持续吸引眼球的热点亮点，无数企业人物如群星腾空闪耀，媒体功不可没。
不过，企业发展有好有坏，企业家结局有成有败，媒体如何选择颇费思量。通常，锦上添花者多，墙倒众人推者亦多。能否跳出“添花”与“添堵”、“捧杀”与“棒杀”的对立思维，从成功与失败中探讨规律、汲取教训？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中国企业家》杂志创办人刘东华、牛文文等率先推出“研究失败”系列，用一个个独立醒目的企业案例，以媒体视野去思考和挖掘其“麦城”与“败笔”的启示与价值，在企业家群体和媒体竞争中获得大量点赞。
1999年，《中国企业家》杂志第11期封面故事，《谁肢解了“幸福”》就在这种背景下出台了。
“幸福”就是湖北省幸福集团，村企合一，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崭露头角，是国内最早成立的村级企业集团公司，与天津大邱庄、江苏华西、浙江万向等一起属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风云代表，公司所在幸福村号称“湖北第一村”。
九十年代后期，董事长周作亮在“做大才有领导支持”的雄心鼓舞下，脱离自身实力能力，执着上马冶炼电力等“三大工程”，债台高筑，致为其高息揽储的信用社发生挤兑，最终地方政府出手，分拆幸福集团，公司从云端跌落谷底。
“幸福风波”发生，嘲讽指责声纷至沓来，“草莽英雄”“农民意识”的重复叙事蔓延传媒。《中国企业家》主业就是报道企业家，追求特色是其努力打造的品格，自然不能放过这条新闻“大鱼”。
那时候我在中国乡镇企业报社就职，报社被称为乡镇企业“娘家人”，与幸福集团有着天然“纽带”。因为彼此熟悉，杂志社总编辑牛文文便让我以“特约记者”身份采写“幸福”调查报道。
报道很费神，也很提神。那个年代，记者们每遇到好选题、好故事、好素材，常常热血沸腾，激情澎湃。牛文文更是如此，敢想敢干，思维敏捷，只要碰撞选题，一兴奋就眉飞色舞、手舞足蹈。他觉得，这次调查报道要透过“幸福”的褪色，找到“幸福”失乐园的根源，为更多企业带来警示与启示，也为公众带来不一样的阅读体验。为此，他与我几次长谈，一次在报社大楼外，靠墙根处站着谈了半天，也没感觉累。还有一次在人民大学附近一家麦当劳店，喝茶，又是半天，兴尽而归。
“幸福”是典型的企业家盛衰荣哀故事，这类悲剧九十年代时有发生，公众并不陌生。作为幸福集团董事长，周作亮从一个底层残疾农民跃升为国内屈指可数的知名企业家，其能力品性、眼光机缘都有过人之处。他的“悲剧”，既是个人式的、农民式的，也与环境和时代局限密不可分。
他在蛰居乡野和风起云涌的职业生命中，悟出“企业做大了就成政府脸面，就好办事”的乡土“政治经济学”，混淆了企业、市场与政府关系，虽一度成就他，却最终打败了他。如果这种关系不理顺，类似悲剧会反复上演，这也是媒体深度剖析问题的价值与目的所在。
拿捏好主题，《谁肢解了“幸福”》迅速推出。报道刊发时，周作亮已彻底退出幸福集团，退出起家的幸福村，正在女儿工作地深圳治病。离开老家前，他短暂回村告别父老，自发迎接他的村民队伍绵延近十里，鞭炮震天。地方工作组曾对他审计审查长达一年，“没查出一分钱问题”。
据说他女儿在报摊上看见醒目的杂志封面，唏嘘不已，“这是唯一在谩骂嘲讽声中，客观看待父亲遭遇‘滑铁卢’的报道”，当即买下报摊上当期全部杂志。
“幸福”跌落之际，正值国内企业大刀阔斧推进改革，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乡镇企业，改革转型，劲头十足。许多企业家对“失败案例”报道感同身受，一时间“要把企业当企业办”的讨论在不同层面展开，媒体影响力广泛延伸。
一篇报道引发系列探讨，一起个体悲剧带来群体思考，可见，问题性报道只要击中要害、点准“穴位”，在现实中就有很大需求和空间。当年，许多媒体就是以“问题导向”“问题意识”作为增强传播力的突破口。
当然，“问题导向”在实际中的表现和效果并不一致，差别很大。从当时各种问题性报道，特别是关于企业家“落幕”的报道来看，五花八门，鱼龙混杂。总体上看，有几种不同类型。
一类是“吃瓜”似报道，凑热闹型的，哪里出事哪里围观，集体起哄，八卦绯闻、花边背景，添油加醋的幕后、不痛不痒的议论，尘土飞扬，无奇不有。
一类是“撒气”发泄似报道，既然出事了，当然问题多多，掘地三尺挖祖坟，无一是处，横竖都错，早就知道会有今天，各种责难，但花拳绣腿，浮光掠影，不触碰实质。
还有一类“诿过避讳”似报道，娓娓道来，看上去为“谢幕者”寻求公平正义，实则为其开脱庇护，文过饰非，所谓小骂大帮忙，这类报道在企业出事之前，通常是“抬轿子”角色。
再有一类，就是“手术刀”“显微镜”式报道，直面问题，追根溯源，力求切中肯綮，找出病因，举一反三，体现媒体责任与价值。
这几类报道，并不需要去刻意划分，每有企业家尤其是知名企业家“犯难”总会红尘滚滚；也不能简单地以好或差来评判，不过其眼界高低、胸怀格局、责任担当，于公众、于媒体，了然分明。
媒体普遍努力追求的，当然是价值与担当、影响力与引导力，彼时包括《中国企业家》在内的众多新锐专业媒体，正是力求以这种“手术刀”似的挖掘力、专注力，在朝气蓬勃的媒体行列中赢得大波受众。
今天，“幸福”传奇已在时光里堙没，能记得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乡镇企业家群体的人大多不再风华。让人沉重的是，故事已矣，曾诱使“幸福”走向“不幸福”的一些内外因素，曾诱使企业家不断“跌倒”的陷阱与羁绊，并没有随时间一起消失，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比如，近期包括恒大集团许家印“出事”，在他前前后后类似的企业人物，远远近近都不少，企业家似乎依然难以摆脱“崛起，辉煌，沉沦”的命运魔咒。
这一“魔咒”，并不是媒体能够回答解决的问题，却是媒体应该关注、应该思考、不能回避的问题。企业实力决定国家实力，企业发展好了，经济社会才更好，而关注企业与企业家，就是关注经济社会发展现实与发展前途。
作为媒体，肩负着“发现”“瞭望”“监督”的社会担当，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矛盾现象包括困扰企业的种种障碍阻碍，不能视而不见，尤其是面对困扰企业的普遍性问题，更不能仅仅通过企业兴旺时的鼓掌欢呼与企业落寞时的口诛笔伐来体现职责。
因此，关注企业与企业家问题，是媒体理所当然的责任。现在的问题是，说到问题，大家总是关注的，比如“吃瓜”“发泄”“诿过”似的报道依然存在，但敢于真正面对问题的“手术刀”“显微镜”少了。有的看似拿起“手术刀”，却畏手畏脚，蜻蜓点水，不点要害，不碰实质，甚至借问题为名搞“问题似点赞”，反倒成了新问题。
【记者手记】
三见周作亮
特约记者 瞿长福
初识周作亮，是在全国两会期间周作亮下榻的宾馆。
第一眼见到这位身高不过4尺，两腿盘曲的残疾汉子，尽管我知道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周作亮，但我还是不愿相信。在别人介绍我们认识之后，我的心仍然不自觉地“咯噔”往下一沉，面对这位从田野上创造出辉煌事业的农民企业家，我不由自主地从内心深处感到一阵惭愧，那一瞬间我甚至觉得所有身体正常的人面对他的时候都会感到惭愧。
周作亮戴着一副细边眼镜，梳着整齐的分头，这使得他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并显出一分儒雅，他脸上的笑容又使他现出几分平易，但平易之中又似乎透着一股对人的无所谓，不知是否是他内心的自负或是骄傲使然。但这次与周作亮还没有交谈几句，他就被一个电话叫走了。据说那时候他正忙于幸福实业公司的上市工作。
第二次见到周作亮的时候，是1997年10月，这时候幸福集团的“三大工程”将要全面竣工，幸福铝厂已经投产，形势相当不错，整个幸福集团似乎都洋溢着兴奋与活力。
周作亮坐在他宽大的办公桌后接见了我们。他已经记不得我的名字，同行的一位记者甚至不久前与他单独进行过一次访谈，他仿佛也记不得了。事后这位记者对我说，我真的怀疑他是真记不住别人的名字还是因为地位一变就看不起人。周作亮很忙，据说他每天很早就来到公司，然后将公司巡查一遍，接着才进入办公室工作。
我们的谈话是一种很随便的闲谈。周作亮对自己坚持要办铝锭厂感到很高兴，他分析铝厂的前景时显得特别轻松。他说，当时专家不同意建嘛，可是专家不等于企业家，企业家也不等于专家，企业家就是要冒风险的。
接着，我们的谈话又转到企业下一阶段的发展。周作亮似乎很关心宏观形势，谈到乡镇企业将来的发展环境，他戴上眼镜，从案堆上拿起那本白色封面的《乡镇企业法》小册子，很自信地用右手轻弹着书皮说，这法好是好，但是管用不管用很难说，太空。那一刻，我不相信他是一个仅读过3年书的人。接下去他还谈到乡镇企业在融资政策上与国有企业不平等。现在想来，他当时是有所指的。
在整个谈话中，周作亮的语气很平静，也很轻松，他似乎在用自己的语气塑造一种形象。我们握手告别后，陪同的宣传部长说，周作亮很少陪客人吃饭，以前也不许下属陪客人“放松放松”，现在对下属“解放”多了。
今年10月初，在一个细雨蒙蒙的日子，我第三次与周作亮见面，这一次依然是在他的办公室，不过办公室已经从“幸福实业”的那幢2层小楼搬到了一幢更为简易的平房里。这时候幸福城市信用社延续一年多的“金融风险”刚刚过去，我们几乎是周作亮一年多来接见的首批记者。周作亮依然梳着整齐的分头，依然是很文雅、很随和地笑，但似乎少了一些曾在笑容中也掩饰不住的自负。当记者给他拍照时，他会很自然地挺直身体，他总是很在意自己的形象。
他和我们同坐在一张沙发上开始了这次谈话。周作亮很耐心地向我们述说“三大工程”的缘起，很耐心地告诉我们化解“风险”的过程。他很感谢这次省市政府对他和幸福集团的帮助，他也抱怨“三大工程”资金没有进国家计划“笼子”。在他的心中，似乎有后悔，也有不解。“我要是不想大发展，就搞服装厂。”他不承认自己管理不行。他要我们去集团公司好好看看，生产正常得很。
两个半天面对面的交谈，我对周作亮的了解似乎加深了一些。这是一个忍辱负重，毅力顽强的人，他的聪明与精明、自信与自负，远见与狭隘都写在他的眼底。经历了这次挫折，他的精神并没有被打垮。看得出，他依然在蓄势待发，渴望能再次挺立。
来源综合：传媒茶话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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